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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電商城現瘋狂“鬼市”:有人一天賺400萬
來源: 本站   類別:最新動態       閱讀: 4137    時間:2017-01-16
想做電商賣高仿鞋?呵呵,不用四處找“黑市”了。在福建省莆田市安福電商城,假鞋、假發票、假快遞、假手機卡應有盡有,并且絕對“安全”:它是國家級電子商務示范基地。這是一個城市最為分裂的中心。它距莆田市政府1公里,白天,門庭冷落;夜晚,黑暗喚起了它的活力,人、車帶著鞋產品來來往往,交易完便不再多談,堪稱“鬼市”。

1月11日23時許,與安福電商城一條馬路之隔的某地下倉庫路口,來此提鞋、送鞋的商家騎著摩托車,路口一時擁堵。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 盧義杰/攝

 

 

安福電商城內的小區,一戶商家擺出了高仿鞋與提前打印好的小票。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 盧義杰/攝

莆田市上個世紀為國際名鞋代工遺留下來的技術火種,一定程度上助力著“假鞋”的制造與繁榮。如今,代工廠轉至人力成本更低廉的他處,龐大的從業人員隊伍,拷問著地方經濟的轉型困局。

在工商、電商平臺等監管之下,“鬼市”衍生了自己的防守世界。他們偽造“防偽碼”,更改物流信息,甚至建立微信群、安裝監控器,預警執法人員的突襲。

63歲老太太攬客買鞋到凌晨兩點

“早上?我們沒有早上,一覺起來就是中午。”一名95后賣家談起一地假鞋,滿臉笑容。此時,凌晨1點,距他收工還有3個小時。

不遠處“安福電商城”前加上的“中國”二字,正宣示它的雄心。官方2015年數據顯示,這個總面積80多萬平方米的小區,入駐了335家掛牌商戶,年交易額超百億元,從業網軍超20萬,鞋產品網上銷售額至少占了全國兩成。

早上睡覺,下午接單,晚上收貨、發貨——獨特的交易習慣催生了“鬼市”:白天,幾乎空無一人;傍晚,門店零星開張;入夜,摩托、面包車來來往往,一分鐘有時可通過百輛。車上裝卸的包裝,印著耐克等知名鞋類商標。

但在坊間,這種“晝伏夜出”被解讀為“見不得光”。官方也并未披露此處高仿鞋的比例。

在電商城內26號樓7層,一名黃衣男子手舞足蹈地向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講述他的“奮斗史”。“2013年開始干,現在,我車子房子都有了”,他不回避這是高仿鞋,且年營業額達到400萬元,甚至有朋友去年“雙11”一天就賺了400萬元。

另一名穿著西裝的男士則在“鬼市”快遞區邊上開了一家“檔口”。他在論壇上發帖,留下QQ,曬出庫存。有網友問他“真假比多少”,他直言全假,但是“以假亂真,一次體驗,終身不忘”。

他們對假鞋質量有著“謎之自信”。家住“鬼市”附近的莆田女大學生呂申,一步步見證這里如何走紅,隨即投身電商海洋“賣假”。她做了3年,一雙鞋賺二三十元,最多時每天能賣30雙,“質量真的很好,我買一雙可以穿一年”。

所有人把這歸功于莆田上世紀的國際名鞋代工產業:白天,人們在工廠熱火朝天生產,對標全球頂尖制鞋技術;夜晚,他們回家“發揮余熱”,制鞋“秘方”被或偷或買地傳了出來。

這些無疑都是假貨,但“鬼市”里的人們回避“假”字。他們發明了自己的話語體系,“真標”“高仿”“1?1”,造假者則叫“阿冒”。

相對“真實”的,是各色各樣的自主品牌——比如,有人在美國“NB”新百倫的基礎上,加了幾個數字或字母,并拿到了商標注冊。在外邊,有人稱其為“山寨”,但在“鬼市”,它們有著微妙的名字——“擦邊鞋”。

盡管在工商、電商平臺打擊以及行業蕭條的多重影響之下,“鬼市”日益蕭條,但如今,夜晚10時市場路口有時還會堵車兩三分鐘。

一些人在電商城內游蕩,瞄準看似無目標的“游客”,發小卡片,問買不買鞋。1月7日凌晨1點,一名帶著記者在商城走訪的63歲老太太毫無困意,“我帶你們去下一家看看,就在樓上”,她精神抖擻地說,“我兩點多才下班”。

在家就能生產的高仿鞋作坊

支撐起“鬼市”心跳的,是農村或城鄉結合部輸出的“血液”。在家庭作坊,或者工廠車間,總之以國際名鞋曾經的代工廠為圓心,眾多“阿冒”白天生產、接單,夜晚涌向安福電商城。

村民程相2013年決定加入“阿冒”大軍。在莆田的北部村莊,他請了5個工人,又砸下數萬元,在家中裝了兩條小型生產流水線。盡管每條僅長十多米,日產量仍能突破千雙。

這對程相來說不是難事。他曾在鞋廠工作10年,負責鞋的成型——這是制鞋數百道工序中的最后關卡,也就是將鞋面、鞋底等“零件”組合成一雙完整的鞋。如今,他只不過把原先的工作復制進家里,自己到處尋找優秀的“零件”,“正品用什么材料,我們也用什么材料”。

在他這里,不少高仿鞋的制作成本大約是100元,轉手能賺15元,“價格很透明,誰也騙不了誰”。若換做以前,鞋廠代工利潤每雙只有兩三元。

工藝相近而利潤翻倍,在很長一段時間里,這都是暴富神話。“懂鞋的都知道怎么做。”當地鞋業人士帶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來到一個制鞋車間,一批批金屬模具被注入原料、加熱、升降,鞋底便初具雛形了,“如果是‘阿冒’,拿到鞋拆了、開板(根據圖片或樣品做成鞋的一個過程——記者注),鞋底是一次成型還是二次成型,熱膨脹系數是多少,都能大致分析出來”。

對于“阿冒”而言,鞋底是開板的最大成本。金屬模具一般要設計6種尺寸,“因為你不可能只仿制1個碼的鞋”,上面還得刻上圖案,加之研制費用,全套可能二三十萬元甚至更多。有的作坊索性請了長期的開板師傅,月薪1萬元。

這些曾服務于鞋廠的“散戶”,不少人現今“落草為寇”,改服務于“阿冒”。風口早已離他們遠去了:上世紀90年代,有人一邊代工,一邊每天仿20雙鞋,賣個千把元,再后來,規模更大的手工作坊擊垮了他們。

越來越多熟悉此道的人們發現,務農務工不再是唯一出路,反而是低門檻、高回報的仿制生意能飛速積累財富,并兌換成名車、珠寶,還有洋樓。

終于,一批人開始了共同作息——在“鬼市”白天休息之時,不少程相這樣的“阿冒”,正收集著各種渠道斬獲的鞋底、鞋面等“零件”,督促工人加緊“組裝”;傍晚六七點,“鬼市”那邊該來的訂單都來了。

程相像接到行軍命令一般,迅速計劃起各檔口的送貨路線。他從不覺得“阿冒”丟人,生意鼎盛時期,每仿制完一批鞋,他便在微信朋友圈高調曬圖,“這有什么,莆田好多人都在做”。

每到晚上8點,他孤身鉆進那輛花3萬元買的面包車,猛踩油門。7個后座早已被拆下,騰出的空間能塞幾百雙鞋,訂單多的時候,他要在“鬼市”與倉庫之間跑好幾個來回。

莆田發貨“秒變”美國發貨

程相一般晚上9點左右送貨到安福電商城。這個“阿冒”卸下“彈藥”后的一兩個小時,白天沉睡的“鬼市”南部快遞區逐漸蘇醒,忙碌甚至瘋狂起來:商家抱著鞋盒,快進快出;電動車來回穿梭,直按喇叭;六七十個快遞攤位,工人不斷撕扯膠帶,“嘶”聲此起彼伏。

即使只在夜晚營業,根據官方2015年公布的“不完全統計”數據,這里日郵遞快遞量仍過15萬單。

網商熟悉這個作息。呂申在微信上賣鞋,去“鬼市”進貨的時間就是在晚上9點到11點半之間,這個平日愛在朋友圈曬自拍的女孩,此刻騎著電動車游走于電商城的車流之間。

事實上,你不能輕視在“鬼市”里騎電動車的任何人,因為他們“可能白天就開著路虎”。

10號攤位在電商城南門附近,位置極佳,一進快遞專區就映入眼簾。“晚上11點人最多。”女服務員把一疊疊耐克、阿迪達斯的包裝、發票甚至POS機的簽購單擺了出來,“20元可以買一大包”,還有能刮開涂層的防偽標識,一張16個,每個5角。

用手機掃描這些發票的二維碼,頁面全能彈出專賣店的地址;刮開涂層,登錄所謂“全國質量防偽監督中心”網站,輸入驗證碼后真的可以查到。

事實上,這只是“鬼市”虛構出的認證世界,并引導顧客認真地走到這里——彈出頁面僅是用二維碼生成軟件做出來的,所謂查驗網站疑似“山寨”,其ICP備案信息主辦單位是某私企。

物流也在為造假助力。好幾家門面立著“異地上線”廣告,也就是說,即使在莆田發貨,物流也能把發貨地變成上海等其他城市。

在申通快遞攤位,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1月12日凌晨1時許發了一份快件。申通官網顯示,當天3時57分,“上海保稅港區-業務3部6”收到了此件。兩三小時,莆田運到相隔八九百公里的上海發貨,這幾乎不可能。

56號攤位的服務員甚至承諾可以“秒變”從美國發貨。她用的是“SGR國際速運”。該公司網站稱其總部位于美國,但檢索發現,這份簡介系照抄另一家快遞公司的,倒數第二段連原名都忘了修改。貼上SGR英文快遞單,加上首單36元的價格,貨物分量就瞬間變成“海歸”。

在這個鐵皮隔出的快遞攤上,二三十個鞋盒大小的紙箱都貼著美國發貨的SGR標簽。服務員不避諱這是假裝寄到中國的把戲,坐在電腦前,她輸入了一個已簽收的單號,“看,洛杉磯收件,清關,寄到上海,再轉了順豐”,“一個晚上能有幾百單”。

一些知道真相的買家似乎“一個愿打、一個愿挨”。在56號攤位,貼有SGR“洛杉磯-上海”標簽且順豐單號為92744117****的快遞即將寄往廣東,寄件人是用中國手機號的“baby”。此時,1月11日晚上11時。過了20個小時,快件在上海青浦香花橋營業點裝車了。

按照快遞信息,記者微信聯系了收件人胡女士,詢問是否需要維權。她并未回復,隨后的電話溝通中,她只說著一句話:“不需要,謝謝。”

“金盆洗手”后重返“鬼市”

事實上,莆田工商部門對“鬼市”假貨的打擊從未停止。他們約談商家,夜間巡查,2013年曾3個月巡查36次,罰款38萬多元。他們也試圖尋找假貨源頭,提出將專項行動“擴大到農村、城鄉接合部等地區”,“加強日常排查”,并嚴肅查處一批違法案件。

莆田對安福電商城滿懷希望,2015年,當地宣布力求3年內讓此處年網絡銷售額突破1000億元。

然而,監控器成了造假售假者打探情報的耳目,它們裝在了作坊和電商賣家門口。安福電商城的一名賣家直言這是“防工商局的”,“(看到)他們來敲門,我門不開,燈一關”。

為了防止突擊檢查,程相還堅守著一項“大家都這么做”的法則:貨完工之后,馬上轉移到別處倉庫,絕不留在作坊。

倉庫也明白如何“相互取暖”,在與“鬼市”一條馬路之隔的地下倉庫,一名出租倉庫的男子毫不掩飾:“這么多人都做(高仿鞋),有工商來的時候,群里都會通知”。

在程相眼里,“抓鬼”有時也淪為個別執法人員的尋租生意。他的作坊偶有執法人員上門,也不查封,只說隨便坐坐。“誰沒事會來你家坐坐?我懂什么意思。”程相是個“識相”的人,他送上“好處”,后來,一些熟了的執法人員也會建議仿哪種鞋好賣。

程相苦于身在“鬼市”,他和中間商相互提防著。有時送貨,中間商不讓他上樓,“怕我們知道他在哪個房間,不然欠錢了,我們就會上門”,“這事兒也沒法到法院打官司”。

電商平臺也在夾擊著售假者。2015年8月起,阿里巴巴一年內撤下了3.8億個產品頁面,關閉18萬間淘寶店,以及675家生產、存儲或銷售假貨的運營機構;與此同時,騰訊封停了超過1.1萬例涉嫌售假的個人賬戶,鞋類為品牌維權的熱門品類。

呂申的親友紛紛中招,她的弟弟開了一家高仿鞋網店,還沒接單,店就被封了;她的舅舅忙于借身份證注冊淘寶,另一些人則索性直接買了經營良好的賬號。她深知這存在風險,因為身份證持有者可能未來某天會去申訴“被盜號”,說店是他們的。

當地鞋業人士慢慢發現局面不妙:全國鞋類電商越來越多,競爭加劇;同時,有得制鞋原材料,一年左右已從每噸1萬元漲到兩萬元,利潤越來越薄。

呂申最終不再賣鞋,她拋棄了“鬼市”。程相也感覺寒冬已到——他的訂單愈發少得可憐,有時一天只有一兩雙。半年前,他轉行跑運輸,從“鬼市”出局。

但永遠有人希望涌入這座“圍城”。一名6年前“金盆洗手”的“阿冒”向記者坦承:一度,他響應政府號召,做自主品牌,但同一條生產線做出來的鞋,掛名牌能賣500元,掛他的牌只賣150元,還賣不出去。

坐在茶桌前的他一臉絕望,思來想去,他遞過手機,屏幕上是紅色的某款名牌鞋。這個已損失數十萬元的商人說,他花了20萬元,最近又找人去“開板”了。

6年沒做過“阿冒”的他,此刻試圖重回“鬼市”,再搏一次。

(應采訪對象要求,文中程相、呂申為化名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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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“假”存“新”的轉型之道

 

 

 

安福電商城一處路口有4家“新百倫”門店,細看之下,無一是真正的新百倫品牌。當地人稱此為“擦邊”品牌。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 盧義杰/攝

要不是當地鞋業人士的講解,福建莆田安福電商城內一個路口的4處“新百倫”品牌真假難辨。

真正的新百倫商標是“NB”,但在這里,它們有的是“NB:VS”,有的是“NB108 Studio”,有的是“亞太新百倫”,有的名為“美國新百倫本色”,還煞有介事地加了“授權”二字。注冊商標的R字打在了一些門店的牌匾上。

在這個白天幾乎歇業、晚上熱鬧非凡的“鬼市”,這些打擦邊球的“自主品牌”是除了高仿鞋之外的另一病灶。莆田某自主品牌董事長直言它們是“沒有基因的品牌”,研究區域經濟的北京大學教授李國平則稱其為“傍大款”,并認為企業應有較高的創新精神和自主意識。

“偽”自主品牌最終只能自生自滅

事實上,號召鞋企轉型打造自主品牌,本是莆田政府與電商平臺應對層出不窮造假之勢的第一張牌。

這場引導當地某些領域“假貨經濟”轉型的浪潮2011年前后席卷開來。在這些年的“創牌大潮”中,最終一些品牌成功晉為新星,也有“偽”品牌摻雜其中。

李國平認為,這些現象的根源是短期經濟利益的驅動,一些“偽”自主品牌注定會“自生自滅”。

鞋商劉尚(化名)明白,這些道理無疑正確,但實踐起來,他完全處于行業下風。與不少莆田鞋企從業者一樣,劉尚在有了鞋業經歷之后做了制作高仿鞋的“阿冒”,此后嘗試自主品牌,可是不得要領。

他注冊了一個日本某名牌同音譯的鞋子商標,只在中國國內銷售,防止對方發現;他另注冊了幾個商標,拿1萬雙做試銷,可是連成本都沒有收回來。當他退而求其次轉做國外訂單的代工時,意外又頻頻發生:工廠一年內出現了3起工人受傷事件,他錢還沒賺到,倒是先賠了幾十萬元。

這不是個例,另一名鞋商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,他也在某知名品牌之后加了“jindian”的拼音注冊了商標,雖外形有相似之處,但他還是申請到了外觀專利。這種蹭熱點的做法原本“他不死,我也不死”,可在鞋業普遍經歷寒冬的大背景下,他的品牌賠了30萬元,甚至,電商平臺無視他的外觀專利,仍然判定他的產品是仿造的。

銷路,知名度,這是多名試水自主品牌的鞋商最頭疼的話題。在一些學者看來,如果僅在品牌名稱上玩簡單的文字游戲,而不在實質問題上破局,所謂品牌最終只會做成山寨。

“既需要資金,也需要人才,成本幾乎翻一倍。”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電子商務系教授李安渝看來,實現從簡單的生產制造到建設自主品牌沒有那么容易,最大的困難就是先要投入成本。

以“個性化”創意破冰市場

什么成本最需要投入?在各地自主品牌遍地開花的格局之下,個性化成為研究者心中最有成功希望的標簽。

莆田鞋業并非沒有成功樣本,當地運動鞋玩覓(ONEMIX)就是以個性化著稱的品牌。該公司董事長郭景曾是制鞋代工廠流水線上的一員,后來晉升為資深工程師,深諳其中門道的郭景明白品牌建立的艱難,“規模不能代表品牌”。

郭景告訴記者,玩覓在真正進入市場前,用了多年進行市場調查與用戶研究,最終他們決定只做“運動鞋”,并且是個性化的運動鞋。至于生產,并不是最核心的問題,郭景只是將這些交給有經驗的工廠,而玩覓則多專注如何研發產品,如何進行推廣。

在諸多媒體報道之中,眾多轉型成功的鞋商言必談個性、定位與區分度。對市場敏感的鞋廠銷售人員,成為問計的對象;需求旺盛的消費者,被分年齡、職業、興趣進行“解剖”,每個痛點都成為企業家眼里的商機。在他們眼里,創意才是脫穎而出的法門。

撕掉“不誠信”的區域舊標簽

無論是否愿意承認,莆田已被一些人貼上“不誠信”的標簽。但又不容否認的是,一些造假產品背后,的確顯示出莆田潛力無限的制造功底,曾有媒體報道稱,有的假鞋只有在專業儀器的分析下才能原形畢露。

莆田的確是有實力的,比如莆田雙威體育用品公司的“思威琪”。這個硫化帆布鞋的鞋底可以彎折10萬次,而國標規定的鞋底彎折標準僅是兩萬次。

當地鞋業人士接受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說,莆田正試圖“建立地方區域品牌”。就在去年,一個主打“互聯網+青年創業”的平臺在莆田落地,它主打為企業和個人提供資源整合、技術交流、人才培訓。

對于類似創客基地,李安渝認為“是有價值的”,關鍵在于創客基地“能帶來什么”,他認為創客基地應該避免引入與莆田本地已有的同質企業,而可以嘗試結合本地原有優勢,引入相匹配的資源與專業人才。

這對鞋企來說挑戰不小,在一些企業主看來,舊標簽似乎是一種慣性。每個摸爬滾打的鞋商,都能說出那個灰色時代的段子:有人從代工廠里扔出圖紙、鞋子,隨后這些鞋被仿造;有人賄賂鞋廠員工或開發人員,得到一紙“配方”;有人打聽到某品牌首發新鞋的國家,隨后前往購買,回國“解剖”、復制后便大發橫財;也有人在仿制之后,原廠家臨時改變了款式,最終功敗垂成。

在受訪學者看來,這些“不誠信”的舊標簽到了撕下的時候了,莆田應該做的,就是打造新的文化氛圍,形成一個地區不同以往的區域特征和整體形象。

然而,盡管政府與電商平臺的“打假”力度不斷升級,但假鞋制造、交易現象仍屢禁不止。李安渝認為,這種現象無法根治,市場需求是這些企業仍舊運轉的重要原因,只有從源頭上改變消費者的意識、縮小市場需求,同時加大監管力度,才能杜絕這個現象的存在。

李國平說,集群品牌的目的是相互支持、互相聯系,形成一種標簽,好的集群需要一起去建造,“在這一點上,政府應當努力建立誠信氛圍,營造新的文化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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